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多层次合作法律规制问题探讨

成［19］。其中，北极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软法文件则属北极环境保护战略。该战略构建了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合作进行北极环境治理的平台及沟通渠道。虽然该战略最初是由北极八国签署达成的，但因北极环境保护战略本身并非区域性条约，作为其主要平台的北极理事会也并非区域性组织，在此意义下，该战略的达成实则为北极利益攸关国等域外主体的参与提供了便利条件①。参与主体通过战略( AEPS) 及北极理事会的平台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并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推动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该软法规范规制下，采取积极行动，更加高效地对北极环境展开治理，是域外国家通过软法规范参与北极环境领域治理的典型例证。再如，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通过的《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渔业活动协定》案文草案弥补了北冰洋中部公海渔业管理长时间处于缺乏硬法规则规制的空白状态，该草案已于2018 年 10 月在格陵兰岛由十方代表正式签署通过。回顾该硬法规则草案出现的前期历程［20］，不难发现国际软法规范的身影。国际软法规范对该部即将正式签署生效的硬法规范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试错推动作用。回溯至 2015 年 7 月《关于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捕鱼联合宣言》的发布，该软法规范是由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等 5 个北冰洋沿岸国在挪威奥斯陆联合发布。同年 12 月，冰岛、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盟加入谈判，其作为利益攸关方参与了北冰洋中部公海渔业软法规范的制定过程。该宣言的联合发布以及后期利益攸关方加入后的多轮谈判，均是在北极国家意识到北极地区生态系统脆弱但北冰洋中部公海渔业具有商业开发可能性从而对北极地区生态造成影响的危机意识下作出的战略抉择。北极国家意识到北冰洋中部公海渔业管理需要潜在的捕捞方的参与才可切实实现可持续开发。而此种情势下，达成相应的国际软法规范将相关利益主体涵括进去，符合现实的客观需求。由《关于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捕鱼联合宣言》到近期签署的《防止北冰洋中部公海无管制渔业活动协定》，更是完成了由软法规范到硬法规则的一个善始善终的螺旋式反复和逐步推进过程。

  构建北极双多边层面命运共同体需要北极国家间及北极域内外国家间在更多的北极事务上达成合意，以促成更多依托双多边软法规范和硬法规则等国际法路径开展的北极合作得以达成。在北极国际合作的发展历程中，双多边合作多借助软法方式达成，而通过契约性条约方式达成的北极合作领域极为有限，但毋庸置疑，条约性硬法更有助于保障合作双方北极权益的实现。在北极条约性硬法合作实践中，双边契约性条约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满足了棘手难题的及时解决，又促进了北极地区和平有序的开发进程。以双边契约性条约合作为重点突破口有助于推动北极双多边层面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北极国家耽于“北极全球公共性”的观点是北极利益攸关国等域外国家意欲淡化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权利和利益而提出的观点［25］，北极利益攸关国①纵然承认北极国家对其领土、大陆架以及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主权和主权权利以及对北极事务的主导权，但北极国家更有必要看到北极利益攸关国等域外主体合作参与北极治理对于北极地区实现“善治”的积极影响［26］。在同北极国家开展涉北极事务的国际合作中，中国一直秉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中国所首倡和践行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体现了中国作为重要的“北极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北极开发和北极治理的大国担当，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体现。